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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船与岸的寓言 ──读黄运基先生《狂潮》有感 常慧敏
在现实安宁的阅读环境中，黄运基先生的异乡曲第二部《狂潮》却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处于时代风云与民众思想同时喧嚣涌动的境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两者共振掀起的“狂潮”风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量。这对于此岸缺少生活体验，且对美国所笼罩的和平、自由、富饶的梦幻色彩充满向往的读者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这种阅读效果的产生与作家总揽全局的浩瀚笔力有密切关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贯彻始终的大量的感情投入使这部文学作品更多地富有现实的色彩。固然，作品中或热烈或深沉的爱情激动人心，或惊险或悲壮的斗争故事扣人心弦，但是，作家以一种极其矛盾复杂的感情描绘的父子、母女等代际关系却是更能激起读者的共鸣。 船驶于岸，而归于岸，但当它一旦驶离码头，船以后的命运注定将远航、将漂泊、将停泊靠岸，而非上岸，它将永远无法与岸真正地融为一体。《狂潮》一书中展现的代际关系正是如此。子一辈远离了父辈，即使双方极度地融洽，也无法达成一种重合式的印证关系。 主人公余念祖代表的是叛逆的一代，他们在祖国动荡的年代登上美国这块并不安宁的土地。童年的往事先验于父爱的补偿，加之迥然的性格和价值取向，他与父亲余荣祖之间产生了一种“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代际关系。 余荣祖是一个遇事逃避，但求不争的父辈形象，他怯懦却有着合情合理的借口，他的原则是不给自己找麻烦，他也用这一准则来要求念祖：“现实是我们身处异邦，我们要规规矩矩地做人，不可惹是生非，自寻烦恼，自招恶果。”但余念祖却以离家出走宣告了父与子观念行为上的背离。以余荣祖为代表的安分守己的父辈们满足于在异国土地上建立一个唐人街，一个圈起来的围墙内的独立世界以求自保。所以，当念祖被授予“不荣誉退伍证”的时候，他虽然“感到害怕，终日忧心如焚”，但“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乡亲们都为此事而疏远他”，这也就是说，对于余荣祖等传统的父辈来说，代际之间的矛盾固然可怕，但遭到围墙内的世界的反对才真正是灭顶之灾。他们在这样一个自身公民权所在的土地上仍然把自己看作异类，看作外来人，权力是不敢奢望的，唯一能依靠的只能是原始意义上的“乡亲”，这是他们的精神依托。从更广泛意义上来看，他们信赖的是民族，而非国家。 而余念祖所理解的世界是“美国的天空同样是祖国的天空，天空中同是一个太阳，同是一个月亮，同是繁星点点”，因此他不能容忍一个天空下的民族将意志强加于另一个民族，更何况那个被压迫的是自己的祖国！在他的眼里，民族的概念被淡化，他坚持国家的公民身份，他认为“我父亲是美国公民，我是美国公民的儿子”，因此他承担公民应尽的义务，如服兵役，并力争自己合法的公民权力。但他却因言论忤逆了美国麦卡锡主义而被授予“不荣誉退伍证”，因“非法入境罪”而被关押入狱，诸如此类的事情“对他的软柔怕事、一辈子抬不起头做人的老爸来说，是他在美国几十年来最具震撼性的打击”。余荣祖没有思考这些事情的根源，而是把罪责全部加之于念祖身上。念祖没有屈服，他不屈不挠地打赢了多年的官司，为自己争得了应有的权力和尊严。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诗人与母亲之间的微妙的代际关系，它是平等的、自由的，又是紧张的、剑拔弩张的。爱像一个绳索或松或弛，但却无所不在。米兰ܮ昆德拉在书中说：“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因此余念祖等叛逆的“子辈”显示了蓬勃的活力，他背叛了自己的父亲，茱莉放弃了自己优越的家庭，张素云逃离了逃避政治的家庭，还有一群聚在一起为自身理想奋斗的一群青年人如占美、夏莲等也超乎了传统意义上的“顺民”的本份。他们是一群“不安份”的年轻人，不甘于守旧的岸的牵制而一次次去寻求新的彼岸。他们总是走在时代的风云之首，自己操纵着命运的船舵不肯屈从，寻找在别处的生活，永远处于即将到达与不能到达之间。
余念祖有精神上的父辈，即余锦棠。但是他不仅仅局限于此，当余锦棠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后，余念祖仍在奋斗，当余锦棠出狱后因身体等原因处于一种停滞阶段时，余念祖则走向了更远的岸。岸的建立与岸的丧失，迫使念祖等人迅速地成熟起来。 当将一件矛盾的事物置身于一个异域，特别是这个异域在这件事情上相对宽容，或者倾向于弱势一方时，我们就能深刻感受到此事物的不合情理之处。当中国传统心理盘旋于美国这块代际关系相对自由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代际关系的紧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上的“父为子纲”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上演显得格格不入的原因。“我有权力不同意你对问题的看法，但我会维护你持有不同看法的权力”，这在美国是公理。但是，张素云的父母却是连容纳异己之见的心胸都没有的。张素云、余念祖的父辈对美国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甚至不敢有所异议，但却对家人的思想严加管教，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 代际之间没有绝对的吻合，即使余锦棠与女儿海伦、女婿夏利这对最好的代际关系的体现者也存在着隔阂，海伦曾说：“我和夏利”并“不完全认同你这种激情的投入”。虽然代际之间充满了矛盾，但是却有着不可割裂的感情为纽带。当周国良、黄郁祺逃避兵役时，他们的行为是决绝的，但在感情上却是依依不舍，周国良对父亲、母亲和小妹的留恋溢于言表，而黄郁祺也是采用了善意的谎言来抚慰自己的心，“我撒这个谎，至少我心里会好过一点”。余念祖并非漠视代际亲情，他正是因为不愿意与父亲吵架而离家出走，但“他告诉爸爸有时会回家过夜，不想让爸爸感到儿子离家出走而伤心”。他与张素云如此相爱，他也从没有逃避过现实，但当素云的父亲威胁他说“你原意承担拆散我们家庭的罪名吗”的时候，他退缩了，逃避了。 船的命运是漂泊的，但是它与岸总有汇合的精神契约。在余荣祖父子身上即体现为父亲的内疚与赎罪感与儿子对父亲加深理解后的体谅的最终相交。余荣祖一直徘徊在对儿子的关爱、担心和对自身怯懦行为所产生后果的自责之中。他一直是一个尴尬的可伶而又可悲的父亲角色，但他的父爱不容怀疑，在此不必赘述。念祖在与父亲畅谈之后，“首次感到他原来并不那么陌生”。余荣祖也求得了儿子的谅解：“爸：我不恨你！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你！我是很爱你的！我知道你也很爱我的。”至此，代际关系开始明朗化。但是，明朗并不代表着隔阂的消失，以后，父亲仍为儿子的行为感到担惊受怕，儿子依然感觉到父亲的牵制。矛盾占据了父子的一生。 《狂潮》一书表现了在政治背景的变幻下，中国人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不管时事如何险恶，人们之间总有着或浓或淡的感情的维系，特别是在代际之间，这种外在世界在人性和人类心灵上所产生的投影使我们感觉到人类内心深处一些更为真实的东西。代际关系可以看作是美国政治社会的晴雨表，但也是人类共同的心理体验，这使得此书不但在人类的命运抗争中具有人性的普遍性，在心灵的具体观照上也具有同等的价值。
【作者简介】常慧敏，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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